张介宾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其一曰：

　　“庾信文章老始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认为，南北朝人庾信老年所作诗文，更加成熟，其凌云健笔挥洒自如，情深意厚，感人至深，诚所谓“暮年诗赋动江关”。孔子有“后生可畏”之叹，若就庾信而论，未必如此。清代学者仇兆鳌亦说：“其（庾信）笔势则凌云超俗，其才思则纵横出奇。后人取其流传之赋嗤笑而指点之，岂知前贤自有品格，未见其当畏后生也。”由此可见，庾信可谓大器晚成者也。

　　在历代名医中，明末张介宾颇与庾信类似。其学术观点和传世名著也是“老始成”，晚年之时才得以施展才华，以其凌云健笔，纵横出奇，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医学文化遗产。

　　张介宾作为一代名医，《明史》却未载其传，如同《后汉书》不载张仲景传，此亦是医学史上的一大憾事。张氏名介宾，字会卿（一作惠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会稽之杰士也。祖籍四川绵竹县，其父寿峰公，通兵法，善养生，这对介宾影响甚大。介宾约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幼而聪颖异常，好学嗜读，于书无所不窥，自儒门六经以及诸子百家，均予考镜。并且不限于章句，而深究其义蕴，尤喜轩岐之学及兵法。钻研诸葛亮之八阵图，颇得其不传之秘，慨然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治国济世壮志。年十四，随父游京师。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奇才异士集于侯门，介宾得以遍交其长者。有金英（梦石）者工于医，介宾从之学，尽得其术。年未弱冠即为人诊治疾病。虽无经验，但认真负责，甚至先自尝药，再让患者服之。介宾晚年曾追述说：“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既得其理，所益无限。”对患者如此尽心尽力，难怪其终成一代名医。

　　为医之暇，介宾继续钻研经、史、兵法，并猎涉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等，皆能究其底蕴。至其壮年，适值明朝政治腐败，国力日衰，亡征已见。特别是满清崛起于东北，辽东形势危殆。为实现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毅然投笔弃儒，仗策游侠，从戎幕府，意在效法汉代名将霍去病、窦宪，势欲封狼居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勒石燕然山（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而后快。为此游历河北，又随军出山海关，渡鸭绿江，足迹遍及榆林、碣石、凤城等地。谈兵说剑，绝塞历险，壮士逊其颜色。无奈命运乖舛，又不能浼首求合。多年之后，壮志未酬鬓先秋。而满清日盛，辽东益危。大势已去，不复可为。介宾曾对人曰：“我夜观乾象，宫车殆将晏驾，天下从此乱矣。”不久，明神宗崩。这表明，他对国家形势、前途已经看透，深知自己已无回天之力。加之，双亲已老，家亦贫，遂决意离军返乡。此时年已五十有八。

　　介宾返乡后，即尽弃其他而专心致志于医药。探隐研秘，医日进而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一方面为人诊治疾病，一方面求索医学理论，整理临证治验，著书立说。遇有危证，世医束手，得其一匕之剂，矍然而起。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亦遣金币致之。

　　当时社会上医学派别虽多，但实质上无出金元四大家之外，尤以刘河间、朱丹溪影响最巨。虽然刘、朱之主张和方药的形成，原乃为克服滥施温燥之流弊而设，有其客观根据和合理性，但经过几百年的流传，时移世易，世医们非但未能把握其精义，反而拘守成法，恣用寒凉，克伐元气，从而形成新的流弊。介宾对此非常不满。他说：“自余有知以来，目观苦寒之害人，已不可胜记。此非时医之误，实二子（刘、朱）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他把时医恣用寒凉之罪责，完全归于刘、朱，认为：“凡今之医流，则无非刘、朱之徒，动辄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气，败人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诚可悲矣！即间有一、二特达，明知其非而惜人阳气，则必有引河间之说而群吠之者矣，何从辨哉。矧病机为后学之指南，既入其门，则如梦不醒，更可畏也。医道之坏，莫此为甚，此误谬之源不可不察，故直笔于此。”

　　张氏在其著作中一再批驳刘、朱的理论观点，似乎与之不共戴天。并在理论和临证中反刘、朱之道而行之，倡温补而慎寒凉，注重培护人之元气。这一主张，除渊源于《黄帝内经》和张仲景《景岳全书发挥》，对他的学术见解亦多所指摘。章楠在其《医门棒喝》卷三《论张景岳》一文中，认为张氏“功过相半”，“虽有发明之处，不过《内经》一节之旨，其阴悖《经》义者实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指出其“于医术不为无功”的同时，亦言其有所偏。“至于沿其说者，不察证候之标本，不究气血之盛衰，概补概温，谓之王道，不知误施参、桂，亦足戕人，则矫枉过直，其失与寒凉攻伐等矣。”“攻补不可偏废，庶乎不至除一弊而生一弊也。”此乃较为公允之论。今人应当光大其长，不必因其短而废其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