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三节方剂学的萌芽

　　药物知识及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壮族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故壮医的医疗经验、单方、验方大多只能通过口授、耳听、心传的形式流传下来，遗失的固然很多，其中部分由于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从唐宋时期的方书中，可见到收入厂部分岭南地区的解毒、治瘴气的方药，其中包括壮医方药，说明壮医方剂学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萌芽。

　　1．孙思邈的《千金要方》、《

　　三案均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萌芽及医疗技术的进步。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将医书细分为16类，其中岭南方类5部9卷，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项，标志着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臬的《南行方》、郑椎《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西摄生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