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中国母亲?
在鲁迅先生提出“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问题后的80多年间，没有人觉得“怎样做母亲”会是一个问题。1914年，当母亲节成为美国法定节日的时候，美国国会这样定义母亲节：“提醒人们，母亲在塑造良好公民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但92年后，我们不得不面对母亲形象被全社会重新塑造的现实。
在“她世纪”女性革命高歌猛进的百年中，母亲形象始终没有融入到社会变革的主流之中，而“母亲”这个角色也一直被排除在时代尖兵的队列之外。相反，她们身上那些似乎是超时代的勤劳﹑纯朴﹑善良的天性，以及克己﹑勤俭﹑奉献﹑默默无闻的普世精神，使之成为传统价值最坚固的堡垒和最完美的形象代言人。
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新时代里，随着女性的价值选择出现了太多复杂的可能性时，母亲的传统形象也开始面临巨大变量。
我们已经开始在抱怨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母亲角色的错位，痛陈着时尚或伪时尚观念侵蚀下母性丧失的不堪与可怕后果。人们不难发现，爷爷奶奶保姆阿姨老师家教们，甚至电视计算机电玩们……纷纷名正言顺地登场，越俎代庖地接管着母亲的位置。而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母亲一样有着太多的角色需要扮演──尽管很多是她们并不想扮演的。她们必须是识大体的妻子﹑有情趣的情人﹑偶尔调笑的同事，甚至是有魄力而并不冷酷的领导，而这么多角色几乎又全部杂糅在一个母亲形象之中，丰富着，同时又消解着它的意义。
传统的母亲形象正随爷爷奶奶一起老去，现代意义上的母亲则在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砥砺自己的坚忍形象，她们要面对的已不再是以往孟母三迁式简单的教育问题，而要从上中下三代中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多机会和更多角色中找平衡。●母亲是怎么变得后现代的母亲，这个本应带来生之乐趣的事业，正成为职业女性人生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你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基于小范围的日常经验，还是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有能力有勇气的母亲已经日益见少了。以至于当你见到一个25岁以下拖儿带女的职业女性，你不得不对她的胆量与作出的伟大牺牲报以深深的敬意。
在白领城市深圳的统计数据显示，21.7%的职业女性不愿意生育，而在《Marie Claire》内地版的一项最新调查里，77.35%的女白领认为30岁以后才能考虑当母亲。
“生育是女人第一也是最后一项天职”，傲慢的尼采可能想象不到10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对这一天职产生了怀疑。当你捧出大把康乃馨准备在母亲节来临时向母亲施以敬意，你却发现，你已陷入无人可献的尴尬境地。
●生还是不生，这是个问题正值育龄的年轻妇女的不愿生育问题，是困扰全世界的一个难题。
在德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36个孩子，位居西欧各国最后。社会学家的解释是，经济问题和托儿机构不足是重要因素。德国妇女解释说，夫妇一有孩子即体验到经济上的损失。在新加坡，这一问题甚至被上升到是否会亡国灭种的高度，前总理吴作栋曾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号召国民生育，政府每年为此拨款至少2亿6000万元，但应者寥寥。
富国不愿意生，穷国也不愿意生。在2004年，俄罗斯共有150万名妇女生育，却有160万名妇女选择了堕胎。而在2000年，俄罗斯的老年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儿童与青少年，俄罗斯也正式步入了老年社会。
拜计划生育政策所赐，中国城市妇女的生育指针只有一个。但这无限宝贵的一个指针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拖延﹑掩饰﹑忽略甚至视而不见，她们的借口常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