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传》：一份唐代药业珍贵文献

　　编者按：柳宗元所写《宋清传》，记录了唐代京城药商宋清的经营活动与经营思想，是唐代药业的一份珍贵文献。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宋清传》译文、宋清药铺的经营范围、宋清经营思想的内涵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宋清事迹的真实性及典范意义，认为宋清是中国药业的一位伟大药商。

　　□ 唐廷猷　四川省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药藏第九》中，对当时的制药工具有专门记载，共有秤、斗、升、合、杵臼、绢罗、纱罗、马尾罗、刀砧、玉锤、瓷钵、大小铜铫(有柄的烹器)、砧锤、铜匙、铁匙16种，并特别指出，这是“合药所需，极当予贮”，为人工捣合制药提供了旁证。

　　柳宗元高度赞扬的是宋清的经营思想与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概括起来说，宋清的经营思想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宋清始终自觉坚持“居善药”，即经营中坚持药品质量第一。不管是现钱交易，或是用欠据求药，都给与善药。经营的药品质量优良，不是宋清自吹，而是用户、消费者认可后的代为宣传。保证药品质量优良的重要措施，是肯出高价收购优质的原料药材，因而宋清能稳定一批优质药材的供货人。

　　二是宋清对用户与消费者，不分贫富贵贱、现钱赊账，均一视同仁，给与好药。这在等级森严、贫富差别悬殊、人们期盼平等的古代社会，是极得人心之举。

　　三是宋清开药铺为赚钱养家糊口，又自觉承担救助贫病的社会责任。宋清是商人，当然希望欠款能按时回笼。但到年底估计还无力偿付的，就将欠据烧毁不再保存。救助是何等真诚、大度!因为他知道，欠据受法律保护。《唐律·杂律》中，有“负债违契不偿”的专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按时清偿债务，笞二十至徒一年，并按高额的“月利六分”(6％)付息。中期后降为按“月利四分”付息，还允许债权人扣押其财产”。宋清慷慨的医药救助，满足了社会平民最迫切的要求，深深赢得了民意。

　　四是宋清获利的眼光看得远，重口碑，靠不断扩大市场，薄利多销积累利润。从《宋清传》中可以看出，宋清不仅占有了长安批发、零售市场的可观份额，还占有了附近州县的一定份额。而长安是唐朝京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盛时人口有100万。附近州县也经济发达，人口较多，而且出产数十种药材。因而宋清有十分广大的稳定市场，保证了有不断扩大的利润来源。

　　宋清经营思想的典范意义与真实性

　　宋清的经营思想及其成功实践，无论在唐时、在当代，都具典范意义。

　　宋清经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医药经营者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表现为坚持药品质量优良、一视同仁优质服务、让利于民与社会救助，在获得社会广泛赞誉的同时，实现赢利最大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这种终身坚持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和最大化，于国于民于己有利，正是宋清成功的秘诀所在，也是古今有良知、有远见的商人、企业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宋清完全可以誉为中国药业的一位伟大药商。

　　这里绝无要求现代医药企业去效法宋清卖药赊账不收钱，最后一笔勾销。因为现代与千年前的宋清时代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当前一些药业存在的制假贩假、不正当竞争、虚高定价、一药多名抬高药价的做法，一些游医药贩打着祖传绝技、宫廷秘方欺骗患者，是只图自己牟利，不顾社会责任、甚至不惜违犯国家法律的做法，与宋清精神相差实在太远。

　　宋清精神如此高尚，经营如此成功，完全可做药业楷模，但有人觉得这不真实，认为《宋清传》是柳宗元谪贬永州后所写，宋清是他虚构的一个理想人物。这实在不敢苟同。

　　第一，宋清的经营活动符合药业实际，不是虚构。

　　落难中的柳宗元，显然是受到了别人“炎而附，寒而弃”的对待，他只有用真实的宋清事迹来抨击这种势利之交，表明人间还有真爱存在，文章才更有说服力，他的期待也才更强烈、更有信心。同时，柳宗元作为一位严肃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政府官员，对宋清的经营活动记述得朴素而详实，完全符合药业的实际情况，若无宋清真人真事，是写不出来的。柳宗元在文中也强调，宋清确有其人其事，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第二，与柳宗元同时代人李肇有相同记载。

　　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卷》记载：“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人，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说明宋清的重义轻财美名，全长安城都知道，都在传扬。

　　李肇也是唐代文学家、政府官员，有贞元间华州参军等职，著有《翰林志》、《唐国史补》等。《唐国史补》为三卷本笔记，记载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到唐穆宗长庆(821-824年)百余年间的史事。作者对内容选择自述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问做梦占卜的虚幻之事)，近帷箔(男女韵事)，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事物道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笑谈，则书之(记录下来)。”与柳宗元一样，强调了内容的真实性，多为后世所采用。

　　第三，唐朝的国家政策与舆论环境催生优秀的医药人出现。

　　唐朝初建时，疆域宽广而人口锐减。唐高祖李渊武德间(618-626年)不足200万户，1000万人口。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也不足300万户，l500万人口。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纳谏》中说：黄河流域“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因而国家缺乏兵员保卫边疆，社会缺乏劳力恢复发展生产。朝廷除招抚流民外，还鼓励婚姻生育，地方官按户口增多进考。史学家杜佑在《通典，选举三》中记载：州县户口增加十分之一，刺史、县令各进阶一等。反之则降阶一等。医药的富国强兵作用凸显起来。唐朝政府在中央和州县扩大医学教育培养人才，组织医官调查全国药材以编修国家本草，改善水陆交通以方便商旅，城乡医药业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此时，一些打着医药招牌弄虚作假、诈骗钱财、狂妄自大、唯利是图的小人也增多起来，以致韩愈说“巫医之人，君子不齿”(《师说》》，甚至孙思邈都说“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备急千金宴方·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世人和国家都希望医药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正直医家，提出了医药人员的道德标准：要有同情之心，救济人类疾苦，不得恃己所长，一心牟利，否则就是不仁不义；服务态度要普同一等，诚信如对自己亲人；药品和医技都要精良。孙思邈身体力行，产生了很大影响(孙思邈《大医精诚》)。

　　唐朝政府也运用法律手段，对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唐律·诈伪》篇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惩罚是：不得财，笞五十；得财值绢一尺，杖六十；满一匹加一等，杖七十；至五匹，徒一年；最高可徒十年并流役。《唐律·杂律》篇规定：商人制造出卖不合规格、质量低劣、数量不足的商品者，各杖六十。法律的巨大威力，也使医药人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药品质量。

　　第四，药业发展市场竞争激烈，促使新的经营思想产生。

　　更重要的是，随着唐代人口经济恢复、交通改善、医药业发展，药商增多起来。在京城西市的药市中，不仅有众多的本地药商，还有来自国内、国外的大批药商。大家都集中在药市的不大范围内，彼此竞争激烈，促使新的经营思想和新的营销策略产生。所以，在长安出现宋清其人其事是很自然的。以后类似宋清这样的医药人，历朝就屡见不鲜了。

　　(张艳玲、杨晓聪提供部分资料，在此致谢!)